博士教育與生涯發展-由鹿野忠雄博士說起

我想在這麼嚴肅的話題之前，先介紹一位台灣學界不應遺忘的高山探險家、人類學家、動植物學家─鹿野忠雄。鹿野於1906出生於東京，在他十四歲時第一次看到台灣昆蟲標本而嚮往台灣的山林，因而立志要考取台灣總督府高等學校來台灣探索。在台灣念高校的同時，他實地探查了台灣高山的冰河遺跡、動植物相、原住民族研究等，由於他對生物地理的熱衷，使他決定投考東京帝大地理科。26歲進入大學院(研究所)當研究生延續對台灣山林的熱好，全面調查台灣原民文化與動物地理學，出版〈台灣原住民圖譜〉第一卷(雅美篇)與第二卷(排灣篇)。於34歲向京都帝國大學提出重要論文─〈雪山彙的動物地理學研究〉通過審查，獲得博士學位。【如需更多資料請參考〈鹿野忠雄〉(山崎柄根著、楊南郡譯注，晨星出版)。】
大學期間也多次來台調查，發表了許多論文，如：〈台灣高山地域地形學二、三考察〉。

先談這個故事其實就已說明了我心中的〈博士教育與生涯發展〉了。博士養成裡最重要的一環就是『自己』，自己的興趣與決心是最初的動力，讀博士班是不需任何人勸、不需任何人鼓勵、也不管市場在哪裡的、不是應升遷所需，是自己要挑戰自己對知識探索的能耐，解答自己對有興趣議題的疑問。

接著對自己有興趣議題的思索的過程中，提出假設，設計實驗，將證據記錄下來，作邏輯整理而得到結論，最後將成果發表。理論上，這樣的過程應該是會非常有成就感的。但事實上現在有些的博士生，遭遇到與鹿野當年非常不同的狀況是─指導教授主導了一切，博士生落到了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助手，完全失去著力點。試問，這樣失去內涵的研究生涯，如何對獲取知識會有所喜悅與成就呢？所以，在形成現今類似填鴨似的、齊頭似的拉拔博士生的被動體制下，就出現了許多過去的博士教育所沒有的關卡(考試、畢業要多少paper、要符合SCI多少點以上的標準)。博士生應該是要對熱愛的主題(不需管這主題是否迎合主流口味，是否會賺大錢，只管這主題是否增進知識的成長，不會侵犯他人)要能採取更為『主動』的態度。

如果博士生有能力，並主動的主導研究計劃而得到一些成果，我相信指導教授也會為他感到驕傲。而指導教授的角色更是影響整個博士教育成敗的一環，指導教授在整個計劃進行的過程中，絕非旁觀者，也不是財產的擁有者，而是博士生的最佳戰友，協助支援他作戰的指揮官。因而，撰寫計劃、籌措資金以支持優秀博士生的研究使其事業生活無後顧之慮，也成了資深研究者的責任之一。相對的，對於博士生的人格特質或學術資質有所顧慮時，指導教授相對於任何人都來的有責任輔導不適合的博士生往助手層級的工作發展，或脫離博士教育體系，作好品質的管制。

而政府公部門對於研究計劃的政策也必需要有長期而穩定的支持。不論今日要執行多偉大的國家型計畫，應要籌措額外的經費來挹注大型計畫以配合國家政策的發展，而不是將手裡僅有的籌碼東挪西湊，勉為一博的賭徒式作風。沒有長期穩定的經費支持，自然衝擊了博士生與指導教授所執行的個人型研究，自然使得博士教育與其未來的生涯規劃充滿了不安與不確定性。

今日的博士教育面臨了一個必須面對的事實，那就是嚴重的『供需失衡』，結果造成博士後階段，要找到適才適所的工作的等待期都需拉長。這樣的現象並非只發生在台灣，而是舉世皆然。在台灣，這樣供需失衡的畸形發展並非一朝一夕，也非市場需求決定出來的，而是由社會發展、家庭經濟再加上高教普及的糖衣所推波助瀾的怪現像，失去了技職體系，全民上大學，大學文憑成了一紙毫無保障的支票。在家庭經濟許可下，多數人又進到了碩士階段。加上過去政府公部門挹注的研究經費，與教育部放寬種種博士班合作學程的成立，擴增了博士生的人數，而讓許多不知為何而戰的博士生，也進到博士養成的體系裡。使得這種良莠不齊、甚至劣多於良的頃斜下，指導教授各自發展出自己的一套管理方法，使得原本是長期相互成長的伙伴關係，卻常見博士生與其指導教授間，形成了劍拔弩張的對立關係，變得非常不可思議。

解決這樣的『供需失衡』問題，絕非如媒體報導引據教部高教司長所言(http://life.chinatimes.com/life/11051801/112011090500066.html)：｢非研究型大學要設置博士班，教育部將嚴格審查，並會勸招生狀況不佳的博士班乾脆廢掉｣，試問升等評鑑有分研究人員是在中研院、研究型大學或是非研究型大學嗎？招生有問題的研究所是該檢討，但對於謹守博士生入學審核，寧缺勿濫的研究所，難道也以不明究理的數字遊戲來評斷博士班是不是要廢掉呢？對於博士生的數量需要減量是無庸置疑，但如何進行減量與品管，還需實際執行博士教育的研究所能夠一起來檢討這個問題。

人類科技與知能發展達顛峰的二十一世紀，很可笑的是，我們今日在臺灣的博士養成的內涵比起七、八十年前鹿野忠雄自己在離鄉背景的台灣高山，與原住民嚮導助手所開展出來一頁頁的研究，相較之下卻顯得那麼空虛！